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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正當防衛放開了嗎?

2020-04-25 09:19    來源:網絡轉載    作者:未知    閱讀:22次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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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最近一年,正當防衛變成了公眾最熟悉的法律詞匯。趙宇反殺案、唐雪反殺案、淶源反殺案,再到之前的昆山反殺案,辱母殺人案,每一起案件都激起了全社會的討論。有許多人為正當防衛權的擴張大聲疾呼,但也有不容忽視的聲音認為,給正當防衛松綁,會鼓勵互毆和私人復仇,認為“正當”二字仍有必要錙銖必較。

最近一年,正當防衛變成了公眾最熟悉的法律詞匯。趙宇反殺案、唐雪反殺案、淶源反殺案,再到之前的昆山反殺案,辱母殺人案,每一起案件都激起了全社會的討論。有許多人為正當防衛權的擴張大聲疾呼,但也有不容忽視的聲音認為,給正當防衛松綁,會鼓勵互毆和私人復仇,認為“正當”二字仍有必要錙銖必較。

現實永遠比人們看到的更復雜。中國的正當防衛權現狀如何,這份權利的“水位”應該上浮還是保持不變?前兩日,今日話題推出了《正當防衛判決稀少,本就是生活的常態》,《讓正當防衛制度成為“活的法律”,且持久永恒》,展示了對正當防衛權擴張支持和保留態度兩方面的意見。今日,我們具體關心下,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司法實例中對正當防衛是怎樣的一種態度。

文|今日話題編輯部

1、在過去,正當防衛的認定到底有多難?

過去,“正當防衛認定難”,這是中國法律界的共識。那么具體有多難?存在著不同的說法。

有認定比較苛刻的。如有人在“無訟案例”收錄的433萬份刑事裁判文書中,發現采取“正當防衛”辯護策略的有12346篇,但法院認定為“正當防衛”的只有16例,“正當防衛”辯護的成功率僅為0.13%(萬分之十三)。在極低的正當防衛辯護成功范例中,還包含相當比例的自訴案件。也就是說,公訴案件“正當防衛”辯護的成功率甚至低于0.13%。

也有結論相對不那么苛刻的。北京晚報記者曾在北京法院審判信息網的裁判文書庫中,隨機選取了北京法院2016年至2018年間審結的,涉及正當防衛情節的100份生效刑事判決,這100起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辯護意見中均主張其行為為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但其中,法院最終認定被告人為正當防衛的案件僅有1起,防衛過當案件6起。這7起案件中,有4起案件的公訴機關在起訴時,已經考慮到了被告人的防衛過當行為,并提出了減輕處罰的公訴意見。

有學者于2015年曾對100份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例樣本進行統計學分析,發現不構成正當防衛的判決書最多,為58件;認定防衛人防衛過當的判決書數量居次,為36件;判決構成正當防衛的最少,僅為6件。即認定為正當防衛的僅為6%。

另一項分析的數據與此相當接近。有研究者從全國各級法院公示的正當防衛的案件中調取了 226份判決書,其中絕大部分被判為不構成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認定正當防衛的同樣僅僅為6%。

還有一份傳播頗廣的數據是這樣的。有媒體在“裁判文書網”上,挑選了2002年到2017年間100份符合“刑事案”、“判決書”、“二審”及“正當防衛”作為關鍵詞的案例,發現僅有4份被認定為正當防衛,20份為防衛過當。

以上這些說法,其結論的差別,與地域、時間、審判層級、法律文書性質、主觀認定標準等等都有關系。但基本都可以反映出,在過往,在中國,觸犯故意傷害、尋釁滋事、聚眾斗毆乃至故意殺人的罪名,試圖以“正當防衛”理由脫罪,相當不容易。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屬于正當防衛的案例在起訴前已經被認定,并沒有進入訴訟程序。

2、數字上看,2019年正當防衛并沒有“松綁”

那么,進入2019年后,情況有什么不同呢?

于歡案、昆山反殺案等有關正當防衛的標志性案件出來后,不少人猜想,正當防衛的認定可能不會再那么難。特別是2018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了第十二批指導性案例,涉及的四個案例均是正當防衛或者防衛過當的案件;以及2019年年初趙宇案引發全國大討論,最高檢檢察長張軍就適用正當防衛制度時明確指出:“法不能向不法讓步”,正當防衛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以正對不正”之后,正當防衛“松綁”看上去已成必然態勢。而后來,“淶源反殺案”的反轉、“唐雪反殺案”的撤訴等等,似乎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淶源反殺案中涉事者全家照

那么從司法實例整體來看,是不是真的存在這樣的趨勢呢?今日話題編輯部在裁判文書網以“正當防衛”為關鍵詞,篩選出符合“2019年”、“刑事案”、“判決書”、“二審”這幾個條件一共186個案例——這一標準與前引的最后一份數據標準是一樣的——并進行了分析統計,結果或許讓人有些意外。

我們發現,這186例中(幾乎都以正當防衛作為上訴辯護理由,絕大部分案由為故意傷害、故意殺人、尋釁滋事、聚眾斗毆),認定為正當防衛的僅有5例,比例低至2.7%,防衛過當也只有9例(有3例為防衛過當免于刑事處罰),比例只有5.4%,其余90%幾的案例中,“正當防衛”這一辯護理由并未成立,不過由于各種原因減輕刑罰是不少的。

這意味著,純從數據層面看,很難說“正當防衛認定難”,與過去有什么變化。

我們甚至看到了這樣的一起案例:某起故意傷害案中,一審法院以現場勘驗筆錄和DNA鑒定等為依據,結合被告人與被害人雙方的供述,推測出被告人的供述與上述證據更加吻合而最終采信其供述中關于實施防衛的情節,并依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最終認定其行為系防衛過當。這一結論遭到了檢察院抗訴,而二審法院采納了抗訴,認為被告人是否實施了正當防衛行為并形成過當,屬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可見,司法機關對正當防衛的認定,依然是非常審慎的。

此前還有人擔心,正當防衛的“松綁”會讓斗毆等現象增加,但我們也看到,一些斗毆案例想被認定為防衛,也依然不容易。在某起“聚眾斗毆”案件中,法院針對“正當防衛”辯護給出的意見是:某某等人初期的抵抗行為確實存在防衛性質,但當其他人加入打斗,被告人一方的實力占優后,另一方已經放棄不法侵害行為,被告人一方繼續對對方實施報復性傷害,并造成人員死亡及受傷的后果,其行為應認定為故意傷害行為,對“正當防衛”辯護意見不予采納。

不過,在僅有的幾個在二審中被認定為“正當防衛”的案件中,我們也能看到,“松綁”一說帶來的影響是存在的。比如,某起案件是上訴人在被人連砍數刀實施搶劫時,采取防衛行為、掏出隨身攜帶的水果刀捅刺致對方死亡,開始被一審法院認定為防衛過當。而二審法院則改判為正當防衛,并在判詞中表示,“法律本身包括刑法規定的正當防衛實質上是社會主流價值的維護者,有剛性、有硬度,與道德、社會情感良性互動,為世人尊重,令世人信賴”。

3、對“正當防衛”持審慎態度不是壞事,但我們期待,司法機關對于“正當防衛”的辯護理由要更有擔當

仔細去想,數字層面正當防衛依然沒有“松綁”,也并不是沒有理由。

因為并沒有人能夠說清楚,正當防衛辯護理由成立的比例提高到多少才是“合理”的。從常理來說,一起沖突中有人把對方弄傷了或弄死了,以正當防衛為由辯護,不僅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當然的辯護策略。也正如《正當防衛判決稀少,本就是生活的常態》這篇文章指出的那樣,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分清的事情。即便真的是好人把壞人放倒了,到底是不是“正當防衛”,仍需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所以,司法機關在個案上對“正當防衛”持審慎態度,對細節“錙銖必較”,道理上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依舊擔心,數字上正當防衛沒有“松綁”,其更主要的原因是“慣性”——即,就算破除“正當防衛認定難”已經成為社會共識、法律界共識,但具體到個案和具體的執行司法單位,由于怕擔責、怕鬧事、“各打五十大板”思想根深蒂固等因素,很多法官依然不愿或不敢讓正當防衛輕易成立。這一情形想要轉變,恐怕需要經年累月,并不是幾個典型案例出來后就一定能扭轉的。

因此,我們期待的是,法律界、新聞界依然要在2020年對個案保持關注,期待這種關注能夠對司法機關形成好的影響,以嚴肅、審慎且有擔當的態度,去面對每一個“正當防衛”的辯護,讓正當防衛制度真正成為“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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